我的人生有兩個階段是跟台灣分離的，一段是在美國求學的六年（1990-1996），尤其前面四年，那年頭沒有方便的網路網路，一通國際電話都貴得不敢打，台灣整個從我的世界消失或變得模糊，1996年回國前碰到總統選舉與飛彈危機，我延後畢業在美國做了些「救國」的事，哈。父母親一直跟我說台灣一點事都沒有要我放心，但我隔離許久感受完全不是那回事。
我出國前，在南方雜誌寫了連續幾篇關於民間社會的文章，算是在邊緣的地方參與過學運。回國後Chi Ta Tsai要跟我談這東西後來如何被批判，如何出現「機器戰警」（？）反正對我來講完全拼湊不出來，在美國生活四年、在中國南方與菲律賓、日本奔波我不自量力的跨國fieldwork，關於那當中出現了怎樣的學運團體又有怎樣的論述可以說接近麻痺無感。到現在你問我，我也彷彿得了失憶症。
另外一段跟台灣分離，是從2006年4月開始，一直到2007年4月的這一年。我剛升上副研究員，決心到日本去自我改造，我跟日本人要了兩處財務支援，上半年在東北大學、下半年在千葉的亞洲經濟研究所，把什麼都放空，不讀中文、也不讀英文，43歲之際在一年內拼命學日語，從早到晚逼自己泡在日語環境，想起來對自己非常殘酷嚴苛，然後便直接空投到東京進行企業田野訪談（不是關起來閱讀文獻的歷史研究喔），後來當然就是身體整個崩垮的慘事，一直延伸到眼睛失明。
2006年7、8月，我剛忙完從仙台搬出，接著在千葉搬入，疲憊異常，但馬上跟著投入到東京各處做各種訪問，晚上回家路上，想到自己在電車、餐廳，隨時拿起日文書惡補我那匆忙上路的日語，還要面對異國訪談龐大的研究壓力，精神壓力大到經常懷疑自己何苦，為何不在中研院繼續關起來用英文發表產業研究快速累積當大老，反而剝光一切落得在東京街頭從零幹起。那時，也是台灣反扁與紅衫軍事件的顛峰。
後來證明，人回到台灣，確實沒人理解，大家都以為我出國玩了一年不知幹活，誰知道那是我拋棄一切把學術人生放到日本與設計的狂賭。回國後，雖然身體垮了，但仍飽受誤解，我這人外表喜歡裝一副樂天瀟灑，自己都要死了還直覺想快鼓勵別人，哈。那拾身體病痛、精神又逢巨大挫折，感覺自己撐不下去，遂跑去找一位我很敬重的前輩，跑到他的研究室希望這位我一直相信知我的長輩可以給一點支持，但仍舊只是收到他冷冷地對我說：「你如果出國有好好幹活，繼續寫像汽車論文那樣的好論文不就沒事，誰叫你在日本荒廢玩了一年」。我記得那時我痛苦的回應是：「我如果去了日本沒大膽做我規劃的設計田野研究，而是在那裡關起來邊玩邊寫論文出版，才叫沒有責任感。」但他聽不懂，因為，我想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世界上會有像Jerry這樣不要命地做學問的瘋子。
為何寫這兩段事？因為最近有人拿阿扁的案子結案，一直要當時出來反扁的「學者」們做個交代，我平日幾乎很少參加連署，因為我不覺得學者有什麼了不起，我反感的是連署背後預設的那種慣性與知識權威。我找到了自己在連署書上面的名字，回想了起來，那時我剛搬到千葉，一位朋友寫email給我，希望我簽名支持，我記得她那時還說，「連我」都出來反扁會更有說服力。
（背景：當年阿扁市長選舉失敗，李登輝在最後一天選舉場高舉馬英九的手，然後馬說「報告總統，我是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台灣人」。選舉結果出爐，當時我的老友正亮寫了篇文章大讚那是新認同、公民國族主義（？）的勝利，我當晚寫了篇投稿第二天公開批老戰友頭昏了，把事情看了顛倒。從此很多人就說我是「扁迷」，我自認只是就事論事，竟被認為是選舉挫敗的感情用事，那時心底一直很不服氣。）
我那年在日本看了朋友寄給我的訴求阿扁下台的聲討文，看了長長的連署單，我說，我信任你們的判斷，放上我的名字吧。沒過幾天，東京外國語大學的 Yoshiyuki Ogasawara教授找我，我們在吉祥寺一個靠湖的餐廳窗口聊了一下午，那時他的健康狀況很差，我們兩掛著虛弱的身子憂心忡忡地交換了台灣現在發生什麼事的資訊。到現在，我看紅衫軍群眾的街頭大場面照片仍舊無感，完全不知道為何大家要老拿它規模來比。
我這幾天一直在想究竟需不需要道歉這件事，老實說我沒有解答，我只能說台灣民主的脆弱超出我們想像，我記得當時還有位政治社會學者一直堅持台灣司法獨立是基本上已經辦到的事。我人在國外，無心也無能力理解台灣現狀，關心台灣也只能信賴朋友的判斷，但我想就算我那時在台灣，或許也可能做出一樣的判斷。我覺得這當中有個自由主義的實踐陷阱，但我忙到快昏，沒有辦法靜靜反省，道歉容易，但針對哪一點需要道歉，這要想清楚再說。
最後提一件事，我的專長並非政治，也非社會運動，但這兩年來我留意到有些論述，試圖用「後殖民」或「反殖」來理解台灣的政治經濟困境，我坦白說，一天比一天被說服，這可能是真正過去發生，現在正在惡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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